“文革”五大“学生领袖”今何在

作者:“文革”五大“学生领袖”今何在 来源:未知 2020-11-22   阅读:

他们在“文革”期间曾叱咤风云,独领风骚,是不可一世的“学生领袖”。他们的名字,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来说,也是耳熟能详。在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后,如今,

 

   他们在“文革”期间曾叱咤风云,独领风骚,是不可一世的“学生领袖”。他们的名字,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来说,也是耳熟能详。在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后,如今,又身在何处? 乱世狂女聂元梓 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,成为“文革”风云人物。她先是当上北大校“文革”主任,继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,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,受到毛主席的接见。聂元梓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、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候补中央委员。 聂元梓和军师们策划抢了三个“头功”。第一是“揪叛徒”。在聂元梓的授意下,他们写报告给康生,诬陷彭真、薄一波、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。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。第二是诬陷朱德委员长。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,炮制了《历史的伪造者、反党野心家———再评〈朱德将军传〉》等三篇反动文章,刊登在《新北大报》上,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。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,诬陷邓小平同志是“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 1969年11月,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。她往北京写信,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。1971年年初,聂元梓被隔离审查,限制行动自由。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,吃住在厂。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。1978年4月19日,锒铛入狱。1984年,聂元梓因患病被“保外就医” 。1986年11月被“假释”。 地派女杰谭厚兰 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、北京市革委会常委。 大学的造反派曾分为“天派”、“地派”,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“地派”,插手北京市各高校,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武斗。 一天,康生把谭厚兰找去,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。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,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。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,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,烧毁古书2700余册,各种字画900多轴,历代石碑1000余座,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,珍版书籍1000多册,这场浩劫是全国“破四旧”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。 1968年7月28日凌晨,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。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,不搞斗、批、改。次日,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,谭厚兰被抛在一边。1968年10月,她作为大学生,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。1970年6月,清查“5·16分子”运动开始,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,交代问题,从此失去了自由。1975年8月,对她的审查结束,她被安排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。1978年4月,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。1982年6月,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予起诉的决定。1981年,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,被保外就医。9月,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。1982年11月,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。这年,她才45岁,没有结婚。 王大宾几度风雨 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,王大宾狂热地投入到那场席卷全国的“造反运动”中,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,并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,成为当时的“五大学生领袖”之一的“地派”头目。 1968年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,这位已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,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。 1971年,王大宾因“5·16”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,并被开除了党籍。1978年,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,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。1983年,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。之后,他先在一个街道办的商店当临时出纳,后来被一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。1985年秋,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,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,每月工资69元。王大宾后来曾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。 天派“领袖”韩爱晶 “文革”开始后,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“请愿”静坐的.28个昼夜中,空前活跃而坚定,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“北航红旗”战斗队的“总勤务员”?穴即总司令的代名词?雪。 “大闹、大名、大权是造反当官”的三部曲。韩爱晶审时度势,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刘少奇同志。1967年7月26日,他与北京建工学院“新八一”联合成立了“揪刘火线总指挥部”,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,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。幸亏周总理采取了强制措施,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。 韩爱晶为了扩大影响,先后派出数百人,以“调查组”、“联络站”等名义,在全国35处插手当地运动。他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“全国动态组”。1967年4月,“北航红旗”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“文革小组”成员王力,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,制造震惊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。 1967年7月9日,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,韩爱晶写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。这个小型“审斗会”审斗的是功勋卓著的老帅彭德怀。当时彭德怀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、三线副总指挥。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德怀,声称“审斗会”要“刺刀见红”。会前,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奉命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总理“不准打、不准搞喷气式、不准挂牌子、不准游斗、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”的五项指示,韩爱晶却声称“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”,带头对彭德怀逼供和殴打。他们逼迫彭德怀在他们写着“反对毛主席”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“认罪书”,刚直不阿的彭德怀据理驳斥、拒绝签字。韩爱晶恼羞成怒,先后7次将彭德怀打倒在地。 在林彪、江青一伙的授意下,韩爱晶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,绑架、迫害了张平化、叶飞、徐海东等人。1979年,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晶。1983年6月,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,剥夺政治权利3年。 造反“司令”蒯大富 1968年6月21日,蒯大富在清华提出要赶走工作组。结果,清华大学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了多次反蒯斗争,蒯大富被开除团籍。7月18日,形势急转,毛泽东指示:“不要工作组,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。”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“文革积极分子”大会。很快,蒯大富成为清华井冈山的头目,人称蒯司令。 1967年1月6日,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———“智擒王光美”。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,需要截肢,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,然后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。4月,在蒯大富的主持下,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,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。从5月29日到7月27日,在蒯大富领导下,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,这就是著名的“清华百日大武斗”。武斗中死伤多人。 7月27日,工宣队进入清华,宣传制止武斗。蒯大富决定以武力抵抗,不让工人进校。造反派手持长矛、枪支、手榴弹,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袭击,5名工人被打死,731人受伤。毛泽东震怒了。7月28日,他接见五大“学生领袖”,点了蒯大富的名。会后,五大“学生领袖”回到学校放下武器、拆除工事。12月,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。 1970年,清查“5·16分子”,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。11月初,他被押回清华受审。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。1978年4月19日,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。1983年3月,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有期徒刑17年,剥夺政治权利4年。1987年10月31日,蒯大富被释放,回到青铜峡铝厂。1992年,他和妻子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。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。      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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